遂溪的军户为什么一度是民户的近三倍？旧志里的雷州卫、军屯与世袭武官

一、户口册上，“军”为什么比“民”多

读明代雷州的户口，先要放下“州县只有官与民”的成见。《遂溪县志》记天顺六年版籍：民户一千六百七十三，军户四千七百二十一，灶户七百二十五，校尉力士户一，弓兵、铺兵、防兵、堄夫户十六，各色匠户十五，编为坊都三十里。军户接近民户的三倍，若把灶、匠、铺兵、力士这些执役人户一并算入，为国家当专差的户口，占了全县的绝大多数。

这是明代“以籍定役”的结果。朝廷把人户分为民、军、匠、灶等籍，籍皆世袭，“人户以籍为断”，各籍承当不同的差役：民籍种田纳赋，军籍出丁卫所，灶籍煮盐办课，匠籍赴工造作。在腹里州县，民户通常占大头；遂溪地处雷州半岛、三面环海，是备倭、防瑶、守珠池的前沿，卫所与盐场并立，军、灶两类特重，军籍于是在数量上压过了民籍。

到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这一结构仍未改变。是年全县七千四百二十三户，其中军户四千七百二十二、民户一千九百六十、灶户七百一十八、力士户二、铺兵户六、杂役户十；丁口男妇共一万八千八百五十九。军户仍是民户的两倍半有余。也就是说，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，无论全县户数怎样起落，每三四个当差人户里，总有两三个是为军卫而生的。

军户之外的名目，同样透出军镇底色。灶户是煮海为盐的盐丁，旧志载蚕村、调楼两场盐丁八百四十四丁；匠户要承办军器、营造；力士、校尉供武职衙门差遣；铺兵则在二十一处铺舍中走递公文，六十名铺兵每名岁支工食银七两二钱。一座边海县城，把防务、盐务、工造、驿传都拆成不同的户役，按籍签充。理解了这层，再看军户之多，便不会误以为是屯驻了多少大兵，而是明白：这里的相当一部分百姓，本来就是被卫所体制安顿下来的。

战乱也在这串数字上留下过缺口。旧志称成化八年以前地方“被猺残，户口十仅存五，数无可考，坊都仅存三十里”；成化元年广西瑶民起事流劫遂溪至雷州，“承平日久，民不知兵”，城中又逢疫起、“十死六七”，田野荒芜、户口顿减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旧志以“猺贼”“被猺残”称之，是当时士绅的立场与旧用字，今日引述只作史料，并不沿用其对族群的定性。经此一乱，成化十八年全县七千二百户、弘治五年六千四百三十户，军户的具体名数一度失载，直到万历朝才重新分门开列。

而这套军、民分列的版籍，入清之后悄然合流。嘉庆十五年册报，全县“民屯户”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三户、男十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九丁、女八万五千六百零二口；道光二十八年再报“民屯户”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一。一个“屯”字接在“民”后，说明卫所虽去，屯田军户的痕迹仍被保留在户籍名目里，这一线索，要等到末章才能看清它的来龙去脉。

二、一卫四所：把州县编成军镇的那张网

军户之所以在遂溪落籍如此之多，是因为这里先有一张完整的卫所网。《遂溪县志》纪事载，明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下广东，罗福以雷州降，随即设雷州卫。卫本卫下辖左、右、中、后等千户所，旧志屯田、世职各卷中“左所百户”“右所三屯”“中所正千户”“后所镇抚”的名目，正是这套内所编制的残留。

在雷州府的海岸线上，又另设了四座守御千户所城。据《广东通志》及今湛江市地方史志核载，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，安陆侯吴杰始建乐民、海安等所城，终明之世形成雷州卫“一卫四所”的格局，即乐民、海康、海安、锦囊四守御千户所，其中锦囊所规制最高、兵员最多。四所并不与州县同治一城，而是择海港、冲要之处筑城屯守，本身就是插入沿海社会的军事据点。

四所的方位与员额，《雍正广东通志》卷二十三记得很具体：海安守御千户所在徐闻县城东一百里，官六员、旗军一百八十一名；海康守御千户所在海康县城西一百七十里，官五员、旗军三百二十三名；乐民守御千户所在遂溪县城西南一百九十里，官八员、旗军三百四十五名。仅此三所，旗军合计八百四十九名，分屯于数百里海岸。研究明代卫所的学者（如顾诚）一再强调，卫所并不只是兵营，而是一种“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”，它辖军、辖地、辖屯粮，近乎嵌在州县之间的另一套管理系统。

所城之下，还有更密的防汛。《遂溪县志》卷六兵防载，沿海分列库竹、海头、北月、旧县、羊脚港、调神湾、博里港、官场港、草潭港等炮台汛地，乐民所城置左营把总一员防守，横山、息安二堡派千户、百户领兵戍守，海港白鸽寨更专驻水师，设守备、把总，属硇洲营都司统辖。陆上有所城、墩台、堡寨，海上有寨、有快艇、有汛，再加上二十一处铺舍联络声息，雷州半岛的海岸线被这套烽燧营堡串了起来。

这套武装首先为海防而设，也兼守朝廷的禁区。雷州、廉州沿海是明代采珠重地，珠池封禁甚严，旧志论珠池防务时明言“涧洲设一游击，又设左右中三都司分防之，横山、息安有堡，乐民有所”。换言之，乐民所、横山堡、白鸽寨这一串军卫节点，同时承担着堵截私采珍珠的差事（采珠与珠户的劳役，可参见 合浦的珍珠为什么会“跑”？ 一篇）。卫所守的既是疆土，也是皇家的专利。

卫所网一旦铺开，就需要人长期填进去。填进来的武官，多是从外省整批“调雷”的。卷七职官的世袭表写得清楚：左所百户鲍旺是徐州人，洪武二十年调雷；潘成是合肥人，洪武十七年调雷；王吉是宁波人，宣德二年调雷；后所镇抚李福是开封人，洪武三十七年调雷；乐民所千户杨胜是归安人，朱坦是和州人，均于正统三年调雷。徐淮、浙东、豫皖的军户随征南下，就此在雷州落地生根，他们的故事要在第四章展开。

三、田里见军七名：军屯怎样名实分离

卫所要长期养兵，靠的是军屯。明初的设计是且耕且守：一部分旗军守城备战，一部分旗军下屯耕种，屯田所纳称屯田子粒，用以支放军食，辅以月粮、军装。理想状态下，一支卫军应当靠自己脚下的田自给自足。然而《遂溪县志》卷六屯田留下的几笔账，却显示到修志时，这套设计已经严重名实分离。

旧志逐屯开列了百户名下的田亩与科粮。一百户陈和屯田二十一顷四十亩，额征全减科粮四百零六石，其中“见军四十八名”种田九十八顷六十亩，另派在城余丁五十八名种纳全减科粮二百九十八石；右所三屯一百户张经屯田二十一顷四十亩，额征全减科粮二百四十二石，其中“见军七名”种田六顷六十亩，派在屯、在城余丁五十六名种纳减科粮一百八十二石；一百户郑玘屯田十七顷二十亩，额征全减科粮二百九十二石。此外还有“二十石剩田”十七顷七十亩，派在屯、在城余丁八十九名顶种，纳减科粮一百七十七石九斗。

“见军”即现军、眼下实际在屯的正军。最刺眼的是张经一屯：额设的屯田有二十一顷有余，真正在屯的正军只剩七名、种田六顷六十亩，其余田地全靠五十六名余丁顶种。陈和一屯见军四十八名，余丁也有五十八名，正军与余丁已近对半。所谓“在城余丁”，是本应在营随伍、却被派去种田纳粮的军户余丁；“在屯余丁”则是定居屯所、专事顶种的人。田还在、粮还纳，只是种田纳粮的人，早已不是制度设想中的“屯军”。

科则也在一减再减。账面上反复出现“全减科粮”“减科粮”字样，意味着原定额粮被多次核减，朝廷已默认无法按原额征收。王毓铨《明代的军屯》等研究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军屯的崩坏：正军大量逃亡、老死，屯田或被隐占、或抛荒，官府一面清军勾补，一面放宽科则、听余丁甚至民人顶种纳租。遂溪这几笔“见军若干、余丁若干、减科粮若干”的账，正是这一全国性趋势在一县之内的精确缩影。

把屯田账与户口账并读，前面那个“军户数一百五十年不动”的疑团就解开了。军籍是额籍，册上要永远维持四千七百余户的规模；可现实是正军逃故、见军寥寥，于是额内的田由余丁顶种，额内的粮以减科完纳，额内的户由清勾补足。账面越整齐，越反衬出底子的虚空——田在种、粮在征，而那个“且耕且守”的正军主体，已经所剩无几。

卫所自给既已落空，养兵的开销便一步步摊到州县财政上。旧志田赋、禄饷各卷载：本县派乐民仓本折色米四千六百八十三石余，俱于民米内抽派，每石派银三钱九分余；又派军饷米四百五十石余；军器料银三十三两八钱余，也以通县官民米按石摊派。本应由屯田子粒供养的军食、本应由军卫自办的军器，最终都折成银米，并入民赋一起征收。军仓与州县的备荒仓由此在账目上纠缠到一处（仓储的积贮与经理之弊，可参见 常平仓、社仓、义仓有什么区别？ 一篇）。

四、三百年世职：一群外省武官的落地与退场

与逃故的正军相对照，卫所的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——一群世袭武官在雷州稳稳扎下了根。《遂溪县志》卷七为明代卫所军官作总序，说得很明白：雷州卫指挥使、同知、佥事、卫镇抚及各所正副千百户、所镇抚，“升迁降调无定额亦无定员，荣其身而食其禄，承袭三百年矣”；入清之后，“明代世荫俱革”，修志者仍要把他们的职衔、姓氏、世次逐一谱列，“兴废瞭然可考，不泯其世泽”。

世袭表中，指挥使一辈辈传袭：曾之熊是番禺武进士，万历四十二年任；沈如懋是萧山县武进士，崇祯十一年任；宋、白、魏、郭、蔡、赵、冯、胡诸姓的指挥同知、佥事，多是父子、兄弟、从弟相承，如宋天禄、宋名儒、宋耀一支，白继勋、白如璋、白翰、白鹤鸣一支，谱系连绵。基层的百户、镇抚同样世系分明，而他们的籍贯，几乎都不在岭南。

把这些籍贯排起来，等于看一张明初南征的路线图：徐州的鲍旺、合肥的潘成，是洪武中期随大军下雷州的江淮旧部；宁波的王吉于宣德间补调，开封的李福于洪武末年来雷，归安的杨胜、和州的朱坦在正统三年同调乐民所。他们以军功得官、以世职留戍，子孙生于斯、葬于斯，名义上是朝廷的武官，实际上已成雷州本地的军功世家。卫所军户之多，与这一大批携眷而来、世代当军的武官家族，正互为表里。

这一阶层并非坐食俸禄，边防有警时也要出死力。旧志流寓、宦迹各卷记下不少死事者：百户陈相自广西调雷，随军守阳春凤凰寨，山贼夜攻，兵溃之后他挺身力战、杀数贼而死；左所副千户韩恭、中所正千户王鼎随调琼州征黎，在保吉营之败中一同陷没；白鸽寨把总王道成是晋江人，勇而能谋，倭寇逼到雷州府城下时昼夜防守，敌终不敢犯城，后又奉调追敌于电白。征调的方向，既有阳春、琼州的山地，也有府城门外的海面，说明卫所军并不只守本所，而被频繁投到两广的战事中。

久而久之，这些外来武官也嵌入了地方社会的肌理。他们与修学宫、列名祠庙、死事入传，与本地士绅并无二致；修志时为其存谱、称“不泯其世泽”，更说明入清之后，这个阶层虽失去了官职，仍被地方视为乡贤的一部分。卫所给了他们三百年的世禄，雷州则给了他们最终的籍贯。

终结来得很快。总序一句“国朝定鼎，明代世荫俱革”，交代了明清易代对这套世职的处置——世袭的武官改为朝廷题授的流官，卫所的官、军随后又被一步步裁改。延续三百年的军功世家，在制度层面就此截断，只剩志书里那张长长的世次表，作为他们存在过的凭据。

五、卫所裁了，“屯”为什么还留在账上

入清以后，卫所的撤废并非一道命令完成，而是分了几层、历时数十年。据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及相关屯政资料，顺治三年已改卫军为屯丁，每卫设守备一员兼管屯田；顺治七年令无运粮任务的卫所屯田照民田则例起科；雍正二年再命无漕运之责的屯卫归并州县、裁去都司以下武官。广东的落实则在康熙、雍正两朝分步推进。

雷州本地的关键一步，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。是年春正月，朝廷裁广东四十九卫所，部檄归并就近州县；广东巡抚朱弘祚上疏，请将雷州、香山、海康“一卫二所”裁并，分别归入香山、海康、徐闻、遂溪等县，获准。这意味着雷州卫的军事行政实体，在康熙中叶已被撤销。到雍正朝，《雍正广东通志》又载，屯粮原由广东都司统辖，雍正三年都司裁汰、改归粮驿道，各卫所也于雍正三年及八年陆续裁并，“悉归各州县管理”。

落到遂溪、徐闻的屯田上，裁并是一笔笔清算的。《遂溪县志》卷六载，雍正八年奉文，将锦囊、海安二所屯粮归并徐闻县管理，除迁荒之外仅存屯税三十二顷三十八亩九分、征米二百八十七石余，雍正十年至嘉庆十五年又陆续垦复二十六顷五十三亩余；遂溪本境方面，康熙三十五年至嘉庆十五年共垦复“卫及海康、乐民所”屯税二十七顷三十三亩余、征粮二百零八石余，合计原存与垦复、归并实税五十顷八十五亩八分，征米四百一十九石余。卫、所的名号没了，田却按顷亩清丈、按石斗征粮，换作“屯税”二字继续上解。

下表据《遂溪县志》兵防、田赋与《广东通志》《清史稿》屯政资料，把这一过程排次如下：

与屯田归并同步的，是户籍名目的改写。前引嘉庆十五年“县民屯户”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三、道光二十八年“民屯户”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一，已不再区分军民，却在“民”字后特意保留一个“屯”字。这正说明旧卫军户并未被逐除，而是以屯田、屯粮为纽带，整体转为州县治下的“屯户”。军籍作为一种世袭身份消失了，可由这种身份开垦、承种、纳粮的田与人，被财政和版籍完整地接纳下来。

地名则提供了更长久的记忆。乐民所城至今在遂溪县乐民镇乐民城村，入清后一度设乐民仓大使署、重建所城，最终降为乐民汛城；锦囊所城在徐闻县锦和镇城内村，海安所城在徐闻海安，海康所、横山堡、息安堡以及沿海一连串炮台汛地，也都化作村名、地名留存。卫所的烽燧熄了，所城的夯土墙和“所、屯、堡、台”的地名，仍在标示着当年那张军镇之网的轮廓。顺带一提，康熙五十七年雷州再筑东洋海堤、同年设立沿海炮台，卫所撤废后的海防，正是由这些汛台、堤围接续承担（可参见 万顷海边田，为什么全靠一道海堤续命？ 一篇）。

把户口、屯田、世职、裁并四笔账合起来，遂溪卫所的始末就清楚了。明代的边海之地，曾有一大群人以“军”的身份出生、领屯、纳粮、戍守、应举、下葬，帝国的东南海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支世袭、落地、且耕且守的军户社会撑住的。这套体制最坚硬的从来不是兵——兵会逃、会老、会战死；真正难以撼动的是“籍”与“额”：军额要勾补、屯田要征科、武官有世次，账册一笔笔延续下来。待到改朝换代，卫所能裁、世职能革，屯田、屯粮、屯户与所城地名却被州县照单全收。军事建制可以在一夜之间废止，它沉淀为土地、赋税与人群的那一部分，却要在地方社会里长久地存在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