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也砍 “招生名额”？张居正限士法为何八年后就反弹

一、志书里的一条学额收放曲线

要看懂限士法，先得把《始兴县志》卷七《经政略・学制》那条逐年抄录的学额沿革捋成一条线。修志的人不发议论，只把数字按年代排开：

这条曲线最醒目的，正是万历三年那一下骤降，和万历十一年那次回升 —— 收与放之间，只隔了八年。

要说明的是，当时的 “名额” 并非一个笼统的数，而是分层的。旧志载明初之制是 “府学廪生四十名，县学廪生二十名，增广生如之，附不为额”。廪生是定额之内、由官府给廪饩的正式生员；增广生也有定员，却不领廪米；再多加出来的叫附学生，“不为额”，没有固定名额。限士法所谓 “府学取二十名、中县十二名”，压缩的正是每次考试取进、进入这一体系的人数。同年张居正还 “奏行沐士法”、复立选贡之法，旧志只存其名、未载细则，本文不替它作解释。县学通常附于文庙学宫而设，学宫方位与地方文风的种种说法，可参见《文庙风水与科举兴衰考》。

二、限士究竟在限什么

砍名额看似是教育上的事，落在旧志里却处处连着钱与编制。

同是《始兴县志》卷七的《学款》一目，把养士的公费列得很细：学田的租银租谷 “为诸生会课支销及助贫生灯油用”，岁贡生有 “盘费花红羊酒银”，新科举人有 “迎宴花红银”，会试举人还有 “水手银”。生员越多，这笔常年开销越大；廪生本人又享有廪饩与若干徭役上的优待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在册的名额，背后都连着一份由地方财政支付的成本。

明白了这一层，再看限士法就清楚了：它要限制的，不只是多少人能进学，更是国家要供养、要优待的读书人群体的规模。明朝中后期进学之路大开、附学生日渐膨胀，士的数量与国家能负担的位置之间出现了落差，张居正以铁腕收口，砍名额与他考成、清汰的整套新政是同一逻辑。

不过也须替这道政令留一句公道。名额过滥同样是病：员额无等、冒寄充数，会使生员名号贬值、学校名存实亡。时人主张严限，未必全出于省钱，也有澄清士流、让名器归重的考虑。旧志只给了数字、没有写明动机，以上财政与秩序两层，都是后人据制度所作的分析，不宜说成修志者的原话。

三、八年就反弹：砍得住名额，砍不住需求

限士法最耐人寻味的结局，是它没能撑多久。《始兴县志》在 “府学取二十名、中县十二名” 之后，淡淡接了一句 “十一年广生员额”。

反弹几乎是必然的。科举是当时平民改换门庭最主要、也几乎是唯一被普遍承认的正途，只要这条路还在，读书应考的需求就由社会结构本身决定，不会因为名额收紧而消失。官学的门收窄了，教养与备考并不会随之消失，而是转到官学之外去承接。以广西邕宁为例，《邕宁县志》所载当地书院，康熙、乾隆间即有修和、广学、右文、敷文诸院之设，明代旧院虽多废圮，清代又陆续另建 —— 官学名额有定，民间书院、家塾、族学却在不断填补空缺。

需求被挤到民间之后，最先感到寒意的是寒门。县学的学田、膏火、贫生灯油，本是贫寒子弟成本最低、甚至带几分资助的进学之途；这条通道一窄，书院、家塾多需自备束脩，教养的负担便由公家转向家庭，最先退出竞争的，往往正是无力负担的人。这一层旧志没有直说，是据学款用途与学额变化推出的结构性判断。民间后来也发展出补救的办法，例如以宾兴田租、宾兴馆筹资资助赴考，但宾兴资助的是已经进学、有资格应试的诸生，被名额挡在门外的人根本轮不到，这套制度的详情见《宾兴文社是什么？岭南科举资助与宾兴习俗考》。

四、放开也未必公平：当学额遇上捐输

如果说限士是 “收紧”，那么清代的几次加额、增额就是 “放开”；但放开的方式，同样值得细看。

乾隆元年题准文童府学加取七名、县学加取五名，尚属普遍的加惠；到了咸丰年间，情形变了 ——《始兴县志》明载 “始兴捐输军饷，诏增学额五名”，再连同原额与坐拨州学之额，“每考文童取入学额二十二名，武童取入学额二十一名”。也就是说，地方因捐输军饷而得到朝廷奖赏，奖赏之一就是增加生员学额。

学额一旦可以由捐输换来，它就和一邑的财力挂上了钩。商富云集、凑得出大宗军饷的州县，能为本地子弟争来更多进学名额；贫瘠之县凑不出捐输，只能守着原定的那几个数。限士之年，寒门苦于名额太少；广额之世，名额又可能向出得起钱的地方与人家倾斜。一收一放之间，学额这道阀门对寒门都谈不上宽厚。

当然也不宜只作诛心之论。捐输增额在客观上确实扩大了地方入学的规模、提振了兴学重教的风气，咸丰后始兴每考能取二十余名文童，进学之门比限士时宽了不少，这也是事实。公平与否是一回事，机会总量增加是另一回事，两者应当分开看。

五、阀门拆了之后：罢科举、兴学堂

故事的终局，是这套学额制度连同科举一起被拆除。

《邕宁县志》学校二有一段本朝人的反省，说得相当痛切：“然而人才能八股，非八股得人才。” 意思是八股取士也曾选出能办事的人，但并非八股本身造就了人才；到咸同以后 “号为文弊”，海疆多事、列强挟科学相逼，而 “胶庠之士醉梦方酣，束书高阁，勿讲世务”，所习不过高头讲章、课艺墨卷。光绪三十一年，朝廷遂将乡、会试与岁科各试 “概行停办”，原有书院义学 “著即变更，创办学堂”。

在始兴，光绪三十三年开办官立初级师范简易科，三十四年改办官立高等小学堂，各区公私立初等小学堂也相继而起。新学堂的兴办同样离不开钱，《陆川县志》卷十六就记下光绪三十二年乡绅费张资堂捐银百三十圆、陈三峰与刘世昭各捐银百圆，拨入陆阳高等小学堂充作经费。旧阀门拆去之后，办学的经费很大程度上仍要靠地方与民间筹措。

旧志只如实记下 “停罢”“兴办” 与捐输的名目，并未断言废科举后读书是更易还是更难。但从这些材料能看到一件事：教养的成本由国家学额转向地方与家庭的趋势，在改学堂之后并未中断，只是换了名目。制度可以一夜更张，资源决定谁能一路读下去的问题，却不会随一道停科的诏书自动消失。从限士、广额到兴学，真正能让读书路变宽的，从来不是名额在数字上的加减，而是一个社会肯不肯多开几条让人安身立命的路。